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，受贿罪是指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取他人财物的，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，是受贿罪。

　　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，违反国家规定，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、手续费，归个人所有的，以受贿论处。

　　索取贿赂和收受贿赂，虽然都是受贿罪的客观表现形式，但两者犯罪手段相异，社会危害性也有所不同，无论是主观罪过还是客观危害，索取贿赂都要比收受贿赂严重，所以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。索贿，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主动向他人索要或勒索并收受财物。索要，是指行为人在进行职务活动时，向当事人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要求贿赂，但未使用要挟胁迫的方法;勒索，指使用要挟胁迫的方法，明示或者暗示如不送财物其事就不好办或者会有严重后果，迫使对方不得已给自己送财物。

　　一、索贿的认定

　　索贿，即索取他人财物，主动向他人要钱或其他物。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，“索贿”一词特指受贿人的行为，且没有程度区分。文义解释下，“索贿”单一地表现为伸手要钱的行为，认定条件过为简单。

　　1.受贿人主动索取

　　就受贿人而言，索贿在行为特征方面，表现为受贿人先提出财物要求，即在自己实施或者不实施某种职务行为与他人有利害关系的场合，主动要求他人给予财物，作为自己是否实施职权或者如何行使职权的条件。这种主动性，可以是言语上的，也可以是行为上的。在主动性的程度层面，索贿应当带有压迫性程度，仅仅是受贿人积极主导权钱交易进程并不必然成立索贿情节。压迫性程度，是对受贿人的主动性特征予以适当限缩，排除表面化提出财物要求即认定索贿的情形，强调索贿是受贿人以职务上的便利为筹码，迫使对方向其给付财物的行为。

　　2.行贿人被动给付

　　行贿人的主观心态和真实意图，是索贿案件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，但是行贿人的被动性特征往往是认定索贿情节的重点。所谓行贿人的被动性，是指受贿人要求给付财物的相关事项，不符合行贿人的内心意愿。

　　二、索贿情节的辩护思路

　　受贿人的主动性和行贿人的被动性，但是实际办案中突破口往往会落在行贿人的被动性上。

　　一是效果立竿见影，办案机关意图认定索贿的案件，受贿人通常存在明示或者暗示过要钱的想法，双方就会变成“你情我愿、各取所需”的状态，有效阻断索贿的认定;

　　二是可操作性强，行贿人否定索贿情节时实际上只需否定“不愿意”这一种主观心态，如果没有明确证据能够明显证明行贿人不愿意，至少存在“勉强愿意”的认定空间，进而否定行贿人的被动性要素;

　　三是司法实务中，有些办案机关并不会深究受贿人主动性程度的问题，且受贿人的主动性是否达到压迫程度，需要结合行贿人当时的状态予以判定，所以在行贿人的被动性问题上重点突破、辅助论证受贿人的主动性问题，更为妥当。

　　而索贿与受贿边界模糊的地带，存在三种典型类型：一是“以借为名”型，二是“顺势而为”型，三是“利益共同体”型。上述三种类型，既有可能认定索贿，也有可能认定受贿，关键要看受贿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。

　　“以借为名”型受贿，否定索贿情节的关键在于，行贿人在借与不借之间是否存在两难，如果行贿人以此为契机积极回应，显然不能认定索贿;如果行贿人虽陷入犹豫但仍勉强答应，亦不能认定索贿;只有在行贿人不情愿但却没有办法被迫给付财物，即存在心理强制和被迫给付财物的因素下，才能认定为索贿。因此，在以借款名义收取贿赂的场合，律师寻找行贿人不犹豫、不为难的证据尤为重要。

　　“顺势而为”型受贿，否定索贿情节的关键在于，行贿人是否主动寻求过或者意图寻求行贿的机会，如果行贿人对受贿人及相关人员进行调查了解，甚至行贿预备已经完成，在受贿人主动提出财物要求后“全力以赴”满足要求，则不能认定行贿人具有被动性，不应当成立索贿情节。因此，在不存在以特殊名义收取贿赂的场合，律师寻找行贿人积极顺应受贿人想法的证据尤为重要。

　　“利益共同体”型受贿，否定索贿情节的关键在于，行贿人在长期行贿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剥离共同体的事件。利益共同体的形成，是受贿人与行贿人长期利益输送的结果，行贿人实际作为受贿人的“提款机”存在。原则上，利益共同体下行受贿双方只有行为上主动与被动之分，没有愿不愿意之别，所以不管明示或暗示索要的，一般不认定为索贿。但是，如果介入了特殊行为，如行贿人明确表示出不满、愤怒、决裂等情绪，从而打破了利益共同体，则存在认定索贿的可能性。因此，在多次受贿的场合，律师寻找行受贿双方形成了利益共同体，且未出现打破利益共同体事件的证据尤为重要。